惊闻克莱特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他离开大半年后的今年六月，就在去年8月29日他生日那天，克莱特先生在德国走完了88年不平凡的一生。尽管已隔了这么久，但我心情仍然不平静，和克莱特先生走过的那些日子，一定是我人生中重要的经历，我难以忘怀。借着他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我略作梳理，以缅怀这位值得我们去缅怀的人。

初识克莱特先生

时间要回到1988年年初，大学毕业后的我和曾奇峰已经在武汉市精神病院工作了近三年。一天听奇峰说起，有一位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做外教、来自德国的克莱特先生，通过武汉精神病院邝培桂主任引荐，想“跳巢”到江岸区后湖乡一家精神病院去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这是一个怎样的德国人？当时的我充满好奇。

过了不久，奇峰告诉我，克莱特先生邀请邝主任、吴和鸣和我一起去水运工程学院他家坐坐，我心里很激动。我们来到克莱特先生的住所——坐落在绿色草坪上的水运外教楼，克莱特先生和当时的德国夫人罗莎热情款待了我们。克莱特先生身材高大、表情慈爱，充满活力，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六十多岁的人。那天，我们喝了很多啤酒、谈了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了，克莱特先生在德国精神康复机构工作了二十多年，是德国社会精神康复协会的领导人之一，那时德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政府和社会非常重视福利事业，在克莱特先生及其同行的号召和组织下，他们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他们认为，从精神病得病到重返社会，每一个环节都要有相应的机构提供帮助。为此，他们在全德国每个城市的每个社区都设置了诸如庇护工厂、白天医院、过渡宿舍等一系列机构。当时我们听到这些名词时完全陌生，但克莱特仍饶有兴致、侃侃而谈。这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德国人，我们都被感染。

我们还知道，克莱特先生是在德国退休后来到中国的，在水运已任教一年多。做外教的生活是很舒服的，但克莱特先生感觉很不好，因为他常常看到大街上流浪的精神病人，了解到武汉以及中国的精神病治疗还很落后，他再也坐不住了，只想再干他的本行。

第一次见识克莱特，我的好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位健谈而又慈爱的老外的喜欢和敬重。

民政局大会

其实邝主任最初是引荐克莱特先生到武汉市精神病院去的，但当时人们思想还比较保守，精神病院都是不让外国人参观的，何况去工作，所以武汉市精神病院拒绝了他（后来是有后悔的）。邝主任只好再试试，推荐克莱特到江岸区民政局下属的、由后湖乡养老院改建的一个小型精神病院，没想到克莱特先生立即同意。当时的民政局分管局长吴道中是一位开明的局长，吴局长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肯定。于是因为克莱特先生的执着、邝主任的引荐、吴局长的开明和曾奇峰的来回联系，在武汉江岸开启了一个精神康复方面的“中德合作项目”。

出于对克莱特先生的敬佩，更多的可能还是克莱特人格魅力的吸引，在奇峰问我是否愿意去后湖乡工作时，我头脑简单的答应了，尽管当时都还不知道后湖乡在哪里。

不久，江岸区民政局安排克莱特先生去后湖乡精神病院参观，我和奇峰、邝主任，还有吴和鸣一起陪同。到了才知道那个偏远、简陋、破旧的医院实在看不上眼， 可克莱特先生却兴趣盎然，在戚院长的带领下，参观了每一个角落。戚院长说了很多缼这缼那的话，克莱特先生当即自己拿出一千多元人民币，让戚院长用去改善医院部分条件。当时一千多元还是能干很多事的，戚院长用这个钱维修了病房和走道的窗户、粉刷了病房内部墙面。这是克莱特先生第一次个人的慈善捐助。

老实说，去后湖乡后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为了正式聘请克莱特先生和罗莎夫人来江岸工作，江岸区民政局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会议地址就设在现在门诊部三楼。民政局把它当成了一件大事，邀请市区领导新闻媒体都来参加。吴局长在会上宣布，将后湖乡精神病院更名为江岸区精神康复中心，聘请克莱特先生为中心名誉院长，罗莎夫人为工娱疗部指导老师。克莱特先生用较长的时间做了他的就职报告，我们第一次完整听到了他的雄心计划：

一、将在德国和香港，通过他朋友、通过德国政府和慈善机构向江岸区康复中心捐款捐物，以帮助中心逐步建立精神病康复的配套机构，在江岸区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社区精神康复网络。

二、将德国先进的精神病康复理念带到中国，在得到市区政府的支持下，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在江岸摸索出一种社区精神康复的新模式，获得成功后向全国推广。

三、培养一批精神康复的专业人员。

若作简单归纳，第一部分涉及硬件建设，第二部分为软件建设。可以看出，克莱特先生的理想很大，要做的工作很多。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大会，因为中德的今天就始于这一天。

钱来得“好容易”

克莱特夫妇正式“落户”江岸康复中心后，就从他们在水运宽大明亮、家具齐全的舒适环境搬到了偏远的位于岱家山福利院一个简陋的小二室一厅（在福利院大门左边三楼）。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好在夫妇两人各有一辆，克莱特先生常常骑车到市区办事，罗莎夫人几乎每天沿着张公堤骑车去后湖乡住院部上班。

我和奇峰住在她们对面，那时我们毕业三年多，除了工作外，住在偏僻的环境难免不感孤独无聊。可克莱特夫妇对我们关爱有加，他们一会儿敲门递来一些糕点，一会又邀请我们喝茶聊天。我们从瑜伽谈到气功、从老子谈到释迦摩尼，我不知道奇峰的感觉，我常常感到有一份温暖和亲情，他们称呼我“立荣”，我们也直呼克莱特的名字“海因茨”，后来在一般场合就干脆叫他“老克”。

在武汉他们的生活其实过得很辛苦的。就在这种条件艰苦的条件下，若干年下来，老克却为康复中心争取了好多的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来自德国最大的慈善机构弥撒尔组织。中德心理医院门口那块大理石招牌写着：德国弥撒尔组织和江岸区民政局之合作项目，就是对此友好合作的一个标示。凭我大概的记忆，这些年来通过克莱特先生获得的援助项目有以下这些：

一、对后湖乡精神康复医院作了几次大的维修改造

二、在精神康复医院内新建了一栋楼房建立康复工厂

三、在三阳路购置商品房建立白天医院

四、在二七路购置商品房建立急诊精神病医院和职工宿舍

每个新建的机构，都需要添置相应的设备，也都需要钱。只计算大的项目，克莱特先生弄到的援助款和援助设备合计人民币大概在800万元之上。因为他的无偿奉献精神，市区政府也深受感动，尤其当时的区政府和民政局做出了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他们从计划内外挤出一些钱作为配套款，才使每个项目都能顺利完成，让德方和克莱特先生感到欣慰。

这些项目的完成，基本上在江岸区搭建起了一个相互配套的社区康复网络——这就是为急诊精神病人提供急性期治疗的急诊医院、为慢性病人提供康复治疗的康复医院、给病人提供工作的康复工厂和提供短期生活交往训练的白天医院。因为白天医院全称为中德心理白天医院，随着它的影响加大，后来中德心理医院几乎就成了中德的代表。

那时在大家的印象中，老克搞钱太容易了，他也确实很有说服能力和公关能力。听奇峰讲，他曾参与老克和一个德国朋友的交流，老克常常是先介绍中国、再介绍武汉和江岸、再介绍那里的精神病人状况、再介绍他在武汉的事业，东说西说、有条不紊，到要与那人告别时，奇峰心里知道，事情成了。按武汉人的说法，这钱都是老克“嘴”来的，这当然只是一个调侃。其实我们都明白，是老克的诚恳、是他对中国的热爱、是他对精神病人的真感情，打动了一个个德国友人和援助机构才达到的。

其实，钱来得并非容易。

我们知道德国人大多是很认真甚至刻板的，每次老克向他们申请的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从立项的缘由到项目的详细规划及可行性评估，需要老克和中方反复讨论修改。有时老克提出了一个大的计划，结果德方某个机构不愿意付费太多，逼着老克又要寻找另外的机构或个人支付剩下的部分。这其中需要两边协商，弄得不好一方就有意见，其中的麻烦可想而知。项目通过后，援助款也不是一步到位，比如是先打一期款，在完成第一期项目后，德方需经过严格检查及现场调查，确定项目到位后才打二期款。在实施过程中，要让德方满意常常需要好长时间。如果中途中方根据实际情况必须对项目实行改动，这个时候要说服德方比登天还难。因为这些事情，老克还得罪过一些德方负责人。我们还能说钱来得容易吗？

老克的哲学观

每次聚在一起，老克首先会谈到康复中心的工作，谈到一些人事问题，谈到如何处理。说到处理上我们之间总会有冲突，可能因为文化观念的差异。在我和奇峰看来，老克的想法过于人道、不讲原则，员工的反映他都照单全收，要求我们给予满足。这个时候奇峰就会和老克争论起来，有时争执得很激烈。我看到老克明显生气了，这个时候我会出场，我会换一种方式，我善于打太极，奇峰喜欢拳击。我很真诚的表示很理解老克的人本管理思想，接着我反问，如果你满足他了，他下次有问题会否又来找你？以后每个员工有问题是不是都会来找你？最后是不是因为你对这个人满足的多一点那个人满足的少一点他们还会来找你？说到这里老克就笑了。

和老克谈工作常有冲突，但和老克饮酒论道是很兴奋的事情。

老克人生经历丰富、善于广结人缘。跟他接触多了，还不觉得他是德国人，到像个人情味十足、有点“老奸巨猾”的中国智者。他没有西方人常有的基督教信仰，倒是对中国气功、印度瑜伽很有兴趣，几十年来坚持每天锻炼气功和瑜伽，身体和精力超过那时年轻的我们。在喝酒后我们会谈很多形而上的东西，那时老克的哲学智慧会散发出来，我们很有共识，因为老克欣赏的道家哲学也是我和奇峰喜欢的。

老克特别有道家和中医平衡论的思想，他认为：

一、天地万物是一个平衡系统

二、人的身心是一个平衡系统

三、人的生活，包括学习与交往、爱情与家庭、工作与事业也是一个平衡系统，每个方面缺一不可，需要掌握好平衡。

四、所以，老克必然会说到精神病上来。发生精神病，是因为他们的身心失衡了，他们的生活紊乱了，我们需要调理他们的身心、平衡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住院和药物治疗，还要给他们交往机会，给他们工作机会等等。

有一次，康复医院一个男精神病人和一个女精神病人相互爱上了。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参加工娱疗，几乎形影不离，之后两人就在病房睡到一起去了。工作人员强行将她们隔开，严密监守她们丝毫不敢放松。以至于男病人情绪低落，活着没意思了。克莱特发现后，坚决否定工作人员将其隔开的行为；坚决要求让她们住在一起；坚决要求工作人员与父母解释促成她们结婚。工作人员甚感为难和困惑。其实我和奇峰清楚，这正是老克“阴阳平衡论”思想作怪的体现。

“来呀，我们需要你”

虽然康复中心在克莱特先生帮助下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在中国是绝对领先的，但因为它不是一个国营单位，不是一个铁饭碗，而且各方面条件简陋，所以仍然有很多学历高一点的毕业生不愿到这里工作。从94年开始在卫校招到了一批护士，后来又招到了几个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接着克莱特就考虑如何为员工改善居住条件，如何把人才留住。象前面提到的，1996年向弥撒尔申请的援助项目中添加了一个内容，即在二七路购置急诊精神病院的同时购置一批职工宿舍。项目完成后，医生、护士和老员工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家。

改善员工的居住条件后，算是完成了他的一个巨大心愿，可是克莱特先生仍在继续考虑着……

他知道，在中国开展社区精神康复事业永远离不开政府领导的支持，所以必须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来了解现代精神康复的理念和设计，以便政府纳入计划持续推进康复事业向前发展。

他知道，医生护士要改变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要转向社会－心理－生物这样完整的现代模式。需要给他们机会来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

他知道，德国和欧洲在社会精神康复方面确实走到了前面，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需要我们去学习，然后带入到我们的工作中。

于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特别申请了一笔笔专项捐款，使很多人获得了出国出境参观访问、学习进修的机会。这里以时间顺序排列如下（有些时间可能有误）：

一．１９９０年，民政局吴局长率队、江岸区曾区长参加，曾奇峰陪同与克莱特先生一道去香港参观学习社区康复一周。

二．１９９２年，安排陈立荣、汪俊去香港学习白天医院管理和技术三个月。

三．１９９３年，安排曾奇峰去德国杜伊斯堡进修精神病临床治疗二年。

四．１９９４年，民政局叶局长率队、江岸区陈区长、中心主任王雪光和白天医院院长陈立荣组成去德国参观各种社区机构一个月，曾奇峰因在德国学习全程陪同翻译。

五．１９９５年，安排丁微、张泉水去德国参观学习一个月。

六．１９９８年，安排潘忠德去德国作了短暂参观

七．１９９５年，安排当时还在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工作的盛晓春医生去德国学习攻读博士二年。

这些参观学习，为中德的事业发展和专业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这里特别要提到二个人，一个是吴和鸣、另一个是冯翔。其实我们四个人于1988年同时离开武汉精院、加盟中德，当时成了行业内破天荒的大事。不久冯翔离开了，因为他一直念念不忘的音乐；又过了不久，吴和鸣也离开了，因为我们当时能理解的需要照顾家庭和孩子的原因。我们知道，吴和鸣只是暂时的离开，他也说了他还会回来的，在老克、奇峰和我的心目中，吴和鸣还是中德的人，实际上他一直保持着与中德的联系。但是他还是让我们等了好多年，不见他主动说回来。直到９７年二七路急诊精神病院建成后，老克再次向吴和鸣发出邀请：“来呀，我们需要你”！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老克的用心是良苦的。当时老克和中心就拍板，为吴和鸣解决一套房子，聘请他为急诊医院院长。

在后来的时间里，吴和鸣作为院长为中心带来了动力和发展，中心也为吴和鸣个人职业生涯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关键时期的成长机会。

“来呀，我们需要你”，在我的印象中，这句话老克对很多人说过。我知道他对盛晓春说过多次，对北京刘丹说过，对赵旭东说过，对武汉外办周建文说过，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当然我猜想肯定也对孙少敏——一位非常美丽的翻译说过，后来少敏成了老克的夫人。

可以说，老克对中德的贡献绝不仅仅是弄到一些钱而已，他更是用心在培养人，用心给员工创造各种成长的机会。

老克的贡献

写到这里，老克的贡献其实不需要再单独说了。

因为他在武汉江岸区开创的精神康复新模式，因为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和辛勤工作，因为他对中国和中国精神病人的真爱，武汉市政府于１９９６年授予他“武汉市荣誉市民”，获得永久居住资格；又于１９９８年获得由国务院颁布、针对做出特殊贡献的外国来华工作人员所设立的“友谊奖”，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

那时，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在报道克莱特先生及其在武汉的康复事业，中德医院因此声名远扬。

直到现在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在国内仍然影响很大，被看成是在国内不多的心理治疗权威机构之一。这样外界可能存在一种误解，以为中德就是靠几个人搞心理治疗发家的，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以此自居，潜意识的认为我是中德的大牌。我们真该仔细的想想，没有克莱特先生创建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能有今天的发展吗？没有克莱特先生那么早把我们带向社会心理康复模式，让我们更早的接触到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我们在心理治疗方面能有那么快的起步吗？我们不能忘记克莱特先生多年来的默默奉献，我们不能忘记市区领导多年来的大力支持。对于后来的职工和将要来的新员工，这是必须补上的一课。

“中德精神”

其实，对于克莱特先生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组织了各种援助并建立了一系列社区康复机构；不仅仅在于他带给了我们关于精神康复的新理念；不仅仅在于他为员工创造了多少学习机会；不仅仅在于他帮助员工安居乐业。不仅仅这些，那还有什么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中德精神”，我并不想创造这样一个名词，只是为了表达方便才用之。这种精神在当年以至后来好多年，都曾体现在中德员工的工作和交往中，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认同，那就是“更多无私的心、更多自愿奉献的热情、更多对病人的爱和理解，以及更多对中德的忠心和执着”。很显然，这种精神来自克莱特先生的感染，是他的高尚人格投射给我们而又被我们认同形成的一种集体意识、一种企业文化。这就是“中德精神”。

遗憾的是，这种精神随着克莱特先生从中德的离开而逐渐离开了中德。

今天，我们一起纪念克莱特，更要纪念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老克，我想对你说：

你好走，老克！

你的事业还在，你的同事们还在努力的工作，

民政局还在给予支持，中德的根基依然立着。

你喜欢的那些病人还住在医院里，不要牵挂她们，

我们的工作人员正用心的照看着。

医生护士都成长起来了，你看到了吗？

在你铺设的路上她们正大步走着。

所以，你也好走，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