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筱
2021刚开年几天，一些省份的疫情防控出现波动，有些地区新增确诊病例上涨，小区封闭管理、居民核酸检测、学校停止地面授课等一系列措施升级让局部地区的氛围也变得紧张起来。即使低风险地区也没掉以轻心，如武汉疾控中心近日在通告中表示，提倡市民在汉过节，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出行，避免前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一面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换频次的直线上升，一面是新冠肺炎考验下对于人员、物品、公众环境的低接触、少聚集要求。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种种情况已经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挑战，也同时在心理层面挑战着社会、团体组织、家庭、个体的心理应对能力。经过2020年疫情的暴击，我们有了更多的经验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状况，应急机制的完善也让常态化防控和战时状态的切换更流畅自如，在常态化防控期间，摆在社会、团体组织、家庭、个体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容受矛盾性情感的能力。从组织角度说，出于形势需要，疫情防控部门可能采取的高级别管控措施一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众自由，由此可能会让居民的生活、出行存在不便利，但好处在于可以以空间换时间，尽快控制疫情的无序蔓延势头。一个成熟的组织可以通过对利害关系的博弈来尽量选择一种最优解，并相对地承受和包容组织中的个体因为被牺牲掉的权益而产生的抵触、抱怨等消极情绪。从个体角度说，如果一个个体的心理发展足够成熟和健康，那么他更能容受一个事件带来的好、坏矛盾性感受，对于被组织管理所带来的限制，也会较容易采取配合和理解的态度，而非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试图逃避管制。如12月在香港发生一起确诊新冠肺炎的男病人在入住隔离病房接受治疗的第5天自行离开病房，并最终被警方逮捕。最初的两价性情感是由原始的爱与恨所驱动的，这种原始的爱恨直接关联着个体能否生存下来。生命诞生之初，个体极度依赖于环境的照护与养育，婴幼儿在接受最基本的照料过程中开始逐渐地感知到外界环境、外界客体的存在。但他们的心理功能的最初发展是基于一种不太完整的视角，也即分裂的视角，一部分是可以信任的、美好的、有益健康的，它带来生命和成长；另一部分是糟糕的、危险的，如果接受它，就会被它杀死。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小婴儿而言，对时间的概念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性的认知，他无法区分一分钟和一个小时的差别，因此可能只是短短数分钟的满足、挫败，带给婴儿的感觉像是强烈地被沉浸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也正是如此会让他们对于好坏两部分的体验需要分割开来，而无法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可以接受百分之六十的快乐加百分之四十的痛苦混合物。幼儿对好感觉与坏感觉的体验，会集中地指向照顾他即与他最紧密的那个人，通常就是妈妈的角色。幼儿所体验好妈妈和坏妈妈形象的原初分裂状态会在一个足够健康的养育环境中逐渐被弥合，即幼儿发现他所喜爱和依恋的好妈妈原来也是那个无法及时给予满足，带来绝望体验的坏妈妈。相对应地，幼儿不仅仅要去整合自己对于客体的矛盾性情感，也要去整合对于自己的矛盾性体验，即那个不喜欢妈妈的我是否会受到惩罚、抛弃，当我感觉到身体兴奋和有需求的时候，这是否可能会对妈妈带来剥削。
在怎样的环境中可以帮助幼儿发展出容受矛盾情感的能力呢？
妈妈要能够承受住来自于幼儿最初分裂性的需求，即爱也无情（这种无情是指幼儿无法以与照顾者同样的强度来回馈对方），恨也无情的状态。这会具体体现在照顾者的可靠、可及、可用上。即一个妈妈不仅不会去算计自己为了照顾孩子付出了多少心血，她还会坚持这样一种无怨无悔的状态，稳定地出现在孩子身边而不会去向孩子索取、报复孩子的需求。当妈妈自己能够承受住照顾孩子带来的爱恨交织的情感时，孩子也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参照，并可以去面对把好妈妈和坏妈妈形象整合到一起的体验，而不用担心会发生糟糕的事情，如自己可能会被抛弃、毁灭。当一个个体能够发展出容受矛盾性情感的这项能力之后，他会同步获得一种抱持住冲突的能力，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希望的能力，在自己和他人身上体验真实感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获得会帮助个体在陷入困境的时候不至于被焦虑、抑郁、愤怒的情绪所压垮，会可以利用自己对他人的信任去得到帮助，摆脱困境。
常态化疫情管控下，我们不必像2020年年初那样承受那么巨大的不确定性，积极地做好个人、家庭防控措施，可预期地会降低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而对于那些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人群，当他们在接受住院治疗、隔离观察时，不仅要考虑到他们的身体健康是否被好好地观测、照顾，也会需要从心理角度考虑到他们是否拥有这样一种对矛盾性体验的容受能力。那些被暂时性限制的个体是否理解并愿意配合防控措施的需要？他对被限制感到不可接受吗？被确诊了，他会不会担心被歧视？学习和工作被耽误了，他有信心后续可以赶上吗？……
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认为社会的情绪发展与个人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能发展出相对容纳冲突的力量和能力，这也意味着个体采取了一种愿意对发生在自己内部的情绪负责的能力，并能慢慢使用这种处理内在挣扎的经验去处理外在的困难。一个个体能发展出这样的成就，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像是具备了一个“民主”因子，他可以更好地参与到民主社会的建设中来。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社会上的成熟个体越多，携带“民主”因子的个体越多，那么这个社会也将会是一个更健康的社会，而这种健康并不是指绝对的全员健康，而是还能容纳一定比例不健康的个体，同时又不会牺牲掉个体的创造性好和自发性。
新冠疫情不仅仅会考验那些身处中高风险的人们，对于提供外部服务和管理的组织和暂时处于低风险中的公民，他们的行为应对也在塑造着他们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否对社会议题负责，有时候也会彰显出一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程度。
如果防控人员在重点区域加强卫生防疫的同时也能对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有所评估和分类应对；如果那些处于低风险，未被隔离的人们可以保持一种与他人共感的能力（温尼科特把这种能力称为“交叉认同”的能力，即能站在他人位置思考），不是只做幸灾乐祸的吃瓜群众；如果对于那些不成熟的个体，可以提供除了惩罚与奖励导向、命令与计划的管理方式……这或许也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形势下成熟社会所应长远思考的问题。
一种文明的进步，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提升与扩大，物质文明的更高更快更强，也包含着在灾难与教训中转化我们的思考和应对方式，让个体都能在他的时代中找到生存的真实感与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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